母亲合著1部，共55部。不知重复选编的选本有多少，但保守估计，一年至少写两部书，量不可谓不大。

按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观点，王安忆、贾平凹们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消极写作”。消极写作是对当代中国一种颇为流行的写作模式的命名：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内容和人物是重复和自我克隆，它的写作对象是流行和时尚，它对读者和生活的态度是戏弄和游戏，是一种伪写作和伪艺术”。消极写作有四大特点：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二、把写作当作一种惯性，其写作动因不是来自于对生活的发现和激情，而是一种像抽大烟似的，不抽就难受，其结果就是大量炮制文字垃圾和文学赝品；三、是一种缺乏积极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四、是一种订货会式的，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写作，即在最短的周期内完成最大规模的批量化生产任务。

重温一下当年别林斯基在俄国批评过的文学现象，对我们中国文学的建设大有裨益；“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词；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如果这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呢?不，我们往往是出于愚蠢而无聊的礼貌，或害怕对方攻击为借批评出名。在西方，每一个作家的功过都会受到客观的评价；读者绝不会只满足对他们喜爱的作家的局部批评或赞扬，一定要批评家断定他们对于同时代或后代的影响，分析其作品总的精神，并判定其在整个文坛的地位和名望；分析作家的作品，是以审美精神和典雅法则为坐标的，对精致的搔首弄姿之作和粗制滥造的作品必须毫不客气。创作的能力，是自然伟大的天赋；创作者灵魂里的创作动机，是伟大的秘密；创作的瞬间，是伟大的圣务执行的瞬间；创作既无目的又有目的，不自觉又自觉，不依存又依存：这便是创作的伟大法则；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这是创作的一般特征；耻于爱情，赶走思想，出卖自己的自由，在偶像面前低头，祈求金钱和锁链，这是创作者的通病；享乐主义、肉欲主义，迷恋于快感和技巧，排斥哲学和真理的追求，这是创作的最大敌人；精神是神思，是生命的源泉，物质是形式，思想没有形式就无法体现，没有思想，一切形式都是死的，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因果；消极写作是一个‘机灵的掌柜’，这个掌柜善于迎合公众的口味，用鲜艳夺目的色彩引诱着大众，把大批客人从邻近的铺子夺出来，千方百计、厚颜无耻地把自己的货卖出去。没有通过伟大而奇妙的艺术促进祖国的文明和进步，也不能使祖国的人民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愚昧和丑陋，而是千方百计地教唆读者走向虚无、神秘、享乐、野蛮和自私，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败坏，其可耻的文字无异于图财害命；在我们这儿小品文作家已成倍地增加，而且，因为他们有责任经常在首都大报上评说彼得堡的天气很坏，就自认为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崇高真理的发布人——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歪曲和丑化纯洁的语言，他们用哗众取宠来取悦时尚，用风花雪月来谄媚读者，用花言巧语来标榜爱情，用麻木平庸来宣扬糟粕，表面上新潮时尚，骨子里却是腐朽和反动，整天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连篇累牍的沉闷的废话’。真正批评家的批评，绝不是简单抒发个人感情上的好恶，‘根据个人的遐思怪想、直接感受或者一般的信念，是既不能随意肯定任何东西也不能随意否定任何东西的：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某些组织和个人；批评家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批评时简单地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只有在涉及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用于涉及崇高的文学艺术现象，无异于疯子和白痴的行径。”(均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第4页，第19页，第20页，第33页，第146页，第682页，第687—699页。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别林斯基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也揭露了王安忆们创作的困境。王安忆们要想摆脱困境，殷鉴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