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曾三次获美国图书奖，一次获普利策奖，并于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受奖演说中，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找出最基本、最持久、最本质的东西。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天赋部分……是我们欢快或惊愕的本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世的”。索尔·贝娄进一步指出，艺术的本质是既简单而又真实，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印象，而只有一堆“我们错误地称之为生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堆谋实利的代用语”。我们身上的邪恶，我们缺胳膊断腿的怪模样，恰恰表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知道得很多，我们感觉到的甚至更多。我们所卷入的、使我们无比激动的斗争，要求我们去简化，去消除那阻碍作家——和读者——成为既简单又真实的可悲弱点。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那些“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

中国的作家，大多还停留在写作的“刀耕火种”阶段，像索尔·贝娄这样思想深刻的人还未出生。他们大多既不读书，也无生活，靠的是一点点可怜的先天聪颖，很快便会消失殆尽。王安忆还算是佼佼者，但观念陈旧，很难想象能创造出什么“简单而真实”的好作品。王安忆于1999年10月在上海戏剧学院上了肤浅而滑稽的一课，题目就叫“编故事”。她认为，“创作首先就是一个技法问题。抽象的东西不可言说，只有技法具体又实际，好讲。好小说的核就是编一个好故事，能否编一个好故事，决定性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人物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更多的时候需要后天的努力。好莱坞的东西现在看多了就比较腻味，但好莱坞的技术却值得我们学习。它的技术化在于，在很短的时间里，立刻让人物缔结关系。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因果关系的依据。因果关系的条件是什么，是由什么来形成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所以那个；而不是因为那个，所以这个?”这样的文化底蕴配以陈旧的观念编出来的故事，能有超越与前景吗？罗伯·格里耶在一篇名为《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的文章中写道，“我本人也厌烦陈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难道人类已经走进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种种如此“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技巧和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需检查一下自己的头脑。”在这样的叙述面前，王安忆简直像一个幼儿园小班的朋友，她根本连文学的ABC问题也没有搞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怪不得我们要厌倦她虚假的故事和木乃伊似的人物。她是多么拙劣地反映我们人!她的描绘根本不像我们，好比我们不像古生物博物馆里仿造的爬行动物和其他怪兽一样。我们要灵活得多，能干得多，善良得多，表达能力也强得多。我们人类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还多着呢!

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读者非常宽宏大度，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期待着一种更真实、更广泛、更丰富、更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等问题。并要矫正庸俗的名利思想，抛弃陈腐的观念，为取得自由而与集体势力做斗争，为自己能做灵魂的主人而同非人化做斗争。

穿过喧嚣到达宁静的地带，我们正热忱地等待着他们。

五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王安忆们的困境和出路

经常读书的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文坛，有两个人出书量特别大，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安忆，简直成了“生产工厂”。据笔者统计，在1986年到2002年短短的16年内，王安忆就出版了11部长篇；在1981年到2002年的20年内，王安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22部；在1988年到2001年的13年内，王安忆出版了散文集11部；文艺理论集4部，自选集6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