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说：“无内容的形式和无形式的内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个作家的早期写作可以是工匠式的技术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深刻地批判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人道主义写作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古往今来，悲剧的精神成为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快乐是生命力得到提升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被阻碍的感情。但也正像医生们报道过的那样，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对抗的活动。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除了因高兴而招致更快的死亡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这种生命力原本就不能提升到超出某种限度。也不会有一种快乐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其间永恒地夹杂着痛苦。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我们第一次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不然我们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或行尸走肉。这种痛苦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肉体痛苦，一种是精神困境。饥饿、死亡和性欲发作时，人最弱小，精神的弱小和无助则是无穷的，这就是珍贵和苍凉的生命意识，是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陀斯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寻找出了答案。在他的作品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报复，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只有经历了死亡，进入了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吸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第二种声音，即真正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人性中的诗意和安慰，那就是反抗、挣扎和微笑，以及人的良知，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和无意义，激发起我们的善良，并使我们不再是旁观者，成为所有受苦受难者的知音和希望。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和精神。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要勇敢地面对黑暗和苦难，勇敢地承担黑暗和苦难，反抗这种悲剧的命运。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连一点意义也没有。作家和哲学家就是要反抗这种荒谬，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一旦打开这样的作品，就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尽管很微弱，却使人得到一点慰藉，增加一点生活的亮色。中国的文学，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以及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也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黑暗和专制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更没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妮娜》中所体现出的大悲悯和大拯救。中国的作家多是逃避苦难或责任，把玩权术和暴力，游戏生命，除了《红楼梦》和鲁迅之外，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也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著名评论家摩罗在《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一文中指出，中国是没有悲剧文学的。为什么?就因为中国作家的人格过于渺小，不能担当一种真正的黑暗。他只能肤浅地图解现实，并逃避这小小的黑暗，而且在这小小的黑暗背后也看不到作家的人格担当。作家应该把人性中把社会中最大的黑暗包容集中起来，然后用自己的精神光明去抗议黑暗和消解黑暗。只有这样，中国人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才无愧于五千年的苦难。

康德说：人们都想知道上帝为了拯救他，要做些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其实这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为了赢得这种拯救，一个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我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希望。

“作者意志”李静 不冒险的旅程

不冒险的旅程

——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

□李　静

“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在庞大的当代作家群中，王安忆卓然独立，成就非凡。她高产，视野广阔，富有深度，艺术自变力强，尤其是汉语的美学功能在她的作品中被愈益发挥得夺人心魄。本文在充分肯定王安忆的文学成就的前提下，侧重于从她的文本缺憾中揭示她的写作困境，以图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两个因素从未改变：一是时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的生存世界占据着小说的绝对空间。无论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还是她重要的中短篇小说，这两个因素一直都醒目地存在着。虽然各个时期的小说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