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11日，《文学报》发表该报记者俞小石的报道，指出：

“一些青年作者在作品中极尽描绘老板大奔、豪宅美女等奢靡浮华、生编硬造的所谓‘都市生活’，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和不满，同时发出呼吁——警惕媚俗倾向，呼唤真诚品格。”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是以他们对市场的判断而做出的。记者发现编辑们对此大都不以为然，认为那纯粹就是作者自己的白日梦，是作者对那种生活近于庸俗的幻想和艳羡，可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收获》编辑叶开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意味着放任文学在流行文化前丧失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标榜的‘个性’正在成为最没有个性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对流行趣味保持警惕。”记者得知诸多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青年作者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知名作家身上，反映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一些问题，是以想象的方式去占有他们认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一种‘装扮表演’。文学应该是‘乳汁’而不是‘软饮料’，‘软饮料’太多，一些知名作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2002年7月6日，《文艺报》发表柏定国的《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一文，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的盲点之中。……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文化上‘躲避崇高’。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势的小市民时，更多时候是青睐于后者。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及其新写实主义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