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她较细致地描绘了人不得不陷于其间的“真实的生活” ，但由于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怀疑意识和批判眼光，因而不能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 的热忱。她在世纪转折期的都市传奇中，尽管力图突破“烦恼人生” 阶段单一性格、“扁平人物”的缺陷，力图写出人的复杂性，写出“圆型人物”，但缺乏对市场经济与当代社会的独到理解，缺乏对人性繁复状态的心理学把握，因此只能写出人性的表面对立，不能写出人心似海的动因，不能揭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现实的紧张冲突。只好过分沉醉于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享乐场景的描绘上，只好过多地运用悬念、偶然等手法安排人物命运。

在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的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是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

我们说池莉的创作缺乏现代意识，只举一两个小例。在《老武汉》中，她对几位“父母官”顶礼膜拜，在《小姐你早》中对受国务院副总理接见这一细节的反复渲染赞叹，都可看出作者缺乏一种平等观念。说池莉的作品缺乏理性精神，既表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屈从环境的压力化苦为乐，也表现在作者对环境缺乏批评的态度。她只写无奈不写无赖、只写失败不写腐败。她笔下只有小痛苦，没有大悲剧。只有金钱，才是池莉笔下改变生存环境的灵丹。只有清官和突如其来的鸿运，才是池莉笔下改变人物命运的主宰。鲁迅曾经谈到，被迫做奴隶是痛苦的，而安于奴隶生活，赞美它，寻出诗意来，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