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嘴上会套着嚼子，

你的嘴角会留下伤疤；

你的背上将备上鞍子，

背上还要就一副驮子，

一边压着一个

内心受到损伤。

这首歌谣在民间没有人吟唱。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叫《马和牦牛的悲剧》的故事中的歌谣。故事产生于遥远古代，产生在东北藏，也就是川西北这一片土地上。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故事不再在我们百姓的口头流传。

故事被有心者记录下来，藏入敦煌的洞窟。近代随着大批经典流传到了国外。一个英国学者发现它就写在佛经背面的空白上。

于是，我们又读到了我们先民们的故事和歌谣。

从这首歌谣看，我们的先民比我们更懂得怎样歌唱。

歌唱幸福，也歌唱忧伤。

那种的忧伤是一种深广的忧伤，忧伤一旦脱离个人范畴，就变得前所未有地美丽。

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拾回这样的歌谣。而且，我非常欣赏这种歌谣不包含宗教的影响。也许是即或在今天我们也不能摆脱宗教影响的缘故吧。

当我们回顾尼玛先生的一生，特别是1960年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时间，就很难回避宗教在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一段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方面，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向左的方面倾斜，每一次“左”倾程度加大，文化问题或者意识形态领域必然首当其冲，所以，“左”倾达到高潮的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这时的藏区，共产党的各级政权已经建立并且巩固，各项事业有了初步发展。文化建设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由内地输入人才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并不能形成主流。

文化意识领域的主流还是宗教问题。

尼玛是僧人出身，而且曾取得很高的学位。在宗教文化整体意义上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认知水平上，他却要从宗教文化中吸取科学有益的成分，进行研究工作，进行畜病防治，开创一门独立而科学的藏兽医学，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

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又一个千百年来在草原上横行无忌的疫病被逐一克服，给草原和生产建设的长足进展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这种成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承认与赞许。

一方面，他的工作与寺院文化脱不开的联系，又不断被阶级觉悟很高的人怀疑和误解。

一个时代，不仅仅改变了一个社会的结构，也改变着一个个人的眼光。

在这种环境下，稍一不慎，刚刚开创的事业就会夭折。

前面已经说过他和还俗后入了党当了大队干部的弟弟之间的冲突。这在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弟弟是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光辉，获得了坚定的信仰。

为信仰而做错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却是正确的。因为做这事的人认为他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但有人对你做事就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是卑鄙还是崇高了。

尼玛自己知道这种危险。但他相信共产党的正确与伟大，眼下对于传统文化一种不加区分的否定最终将成为历史。

更多的他是从周围共产党人的身上感到一种献身的精神。

当时红星的党委书记就是一个这样的共产党人。这个儒雅的人经常找到尼玛促膝谈心。给他一些学习材料，让他看到了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一个多么远大的目标。

尼玛庄严地向上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为他的这一举动，许多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也为自己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干劲倍增。他又带着人上山采药去了。回来，等待他的却是令人不快的消息。

有人说他信仰的不是共产主义。

问根据是什么？

回答说：如果不是还留恋旧社会的僧侣生活，那他为什么还保持着旧社会的寺院的生活习惯。

问人家尼玛一年四季，一天到晚治病、上课、编书、采药，谁看见过他祷告或者最起码的拜菩萨一类宗教行为。

回答说，那他为什么还不结婚。以前有的喇嘛在庙里还守不住清规呢，可他这样做是不是等复了辟回庙里当他的格西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尼玛也不向任何人辩解，又埋头去从事他的工作。工作在有些人身上，永远是一剂良药，是一个躲避痛苦的避风港。

深夜，扪心自问，他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提出入党申请，而徒然招来非议。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不该自己走出去，成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