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周回到县里，立即就递交了请求调离旅游局的报告。他的要求是回原来教过书的中学任教。

贡布丹增让多吉局长捎话给他。话里还透出来很体恤的意思，看你博士学位没有拿到，回原来的单位人家会怎么看你，还是去史志办吧，对一个学过文化人类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县能提供的最对口的岗位了。

王泽周问多吉，看这意思，还要我感谢他？

多吉多少还有些同情心，以你的脾气，去那么个清静的地方未必不是好事情。

政府大楼的第一层走廊尽头就是史志办，整座楼中最为清静的地方。办公室里挂着一位省领导的题词：盛世修志。此时，这个过去没有过志书的县，已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过两版新县志了。现在也没有新修志书的任务。闲来无事，王泽周花几个月时间，读完了这两本厚厚的志书，接下来，又打开资料柜，阅读修这两本县志时积攒下来的原始资料。他不止是读，还用笔记本摘抄这些资料。抄满一本，又抄一本。这样，一晃就是三四年时间过去了。史志办没有接到新修县志的任务，但这个机构却还存在着。王泽周就把已经进行过一遍的工作再重复一次。读那两本县志，再读那些锁在资料柜中的原始材料。这期间，结了婚，生了儿子。

结婚也是别人介绍的，问他条件时，他说，模样中等以上，藏族。

听到他结婚的消息，在三楼办公的贡布丹增还转了一个弯，特意到他办公室来了一次。虽然同在一座楼里，他到史志办后，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过了。

他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千元钱。他把信封放在王泽周面前，好歹同学一场，结婚都不告诉一声。

王泽周把信封推回到他面前，淡淡地说，我在乡下老家办的婚礼。

贡布丹增说，听说你一定要找个藏族人。

王泽周说，这样我的儿子就是比较纯粹的藏族人了。他再找一个藏族老婆，他的儿子应该能大致符合你的标准了。

听了他这一番话，贡布丹增似有不忍的表情，他拉开王泽周的办公室抽屉，把那个信封扔了进去，对不起，我要去开会了。

王泽周都没有心思站起来把信封掷还给他。只是，从此他再也没有打开过那个抽屉。又过了几年，政府大楼所有办公室重新装修，全部换成新的柜子和桌子，他才打开那个抽屉。发现里面的一只苹果没有腐烂，变成了又皱又小的果干，那个信封却不在抽屉里了。

儿子能走路会说话了，王泽周就经常带着他回到乡下那个家。

村前路边，陡峭河道里的河水还是那样喧腾不已，有人听见，没人听见，那些声音都在悬崖下回荡。起初，儿子问他，河为什么要叫。他说，不是叫，是喧哗。儿子又问他，河为什么要喧哗。

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不止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好多事我都不知道，等你长大了，知道了，再告诉爸爸。他很平静地想，那还得再等三十年四十年，也许那个时候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吧。王泽周再想这些问题时，情绪上已经可以不起一点波澜了。

花岗石丘上那几棵老柏树早已失去了生机。其中两株已经完全死去，那些遒劲斜枝不但早就掉光了叶子，连那些层层叠叠的树皮也掉光了，露出光秃秃的木质部分，在阳光下闪烁着铁灰色的光泽。剩下的三株柏树还在苟延残喘，也许是因为它们要更年轻一些的缘故吧。

母亲还是会提着柳条篮子去树下收集带着香味的落叶。树失去了生机，落叶也越来越少。还有人来给没死的树挂上营养液袋子。但对树造成最大伤害的沉重的混凝土的盖子依然没有揭去。这么些年的时间过去后，坚硬的混凝土被还在顽强挣扎的树根一点点拱起来，形成了一道道曲折的裂缝。那些收纳了风中尘土的裂缝中，生出了苔藓，并且一点点向着混凝土的表面蔓延，使得光滑的水泥有了石头的粗粝的质感。从那些曲折的裂缝中，还长出了蓝色花的苣苔和丛生黄色小花的景天科植物。当年，一夜风雨后，落叶会铺满整个石丘，现在，落叶只是稀稀落落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王泽周带着儿子一一捡拾，母亲就坐在旁边，看着儿子和孙子捡来的香柏叶，慢慢盖住了篮子底。她脸上的表情比原来迟钝了许多，但她依然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白云寺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人们去往那里时，不再需要在所谓的朝圣之路的这个开端上作什么铺垫了。曾经，那些自己驾着车跑了几百公里甚至两三千公里来这庙里朝圣的人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下，登上石丘，望一望老柏树，望一望湍急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