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穿衣服，就是仪表上要有所约束、规矩，让我们显出来一种庄严的样子。引申出来“绅”这个字，其实是这些人他们在生产、经商等活动当中都是对自己有道德要求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家族。作为一个家族的族长，作为一个家族祠堂总的掌门人，他要凭各方面关系来协调相互之间的情感。如果只是依靠暴力，恐怕很难达到这种目的。主要还是靠一种“乡规民约”，靠一种延续的道德来约束自己。自古以来我觉得很好的是乡绅们有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他们在用“带子”来维系自己的道德传统。前几日我去到扬州，在一个老乡绅的院子里摘抄到一幅作为他们传家格言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意思是我们一个家族要在一个地方不是只暴发一代、两代人，而是要在这传家几百年，真要立住脚、繁荣昌盛，便得多做惠及邻里的好事，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过去乡绅家中都有一个匾额，这个匾额大多是四个字——“耕读传家”，也有“传家无别法，非耕既读”。意思是说作为乡绅这种人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耕作就是读书。要使后代保持富裕，并不是传多少钱给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学会节俭和勤劳。“士”很多就是从这些耕读世家当中出身的，先成为知识分子，再去考科举。从我们四川历史上来看，有两个家族是最有名的。一是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状元”，他们在没有成为士之前就是当地的有名的乡绅；到了明代，杨世安一家也是。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恒产”指的就是土地。过去我们红军时代也在用的一个词一“土豪”，今天它又复活了，指那些没有文化或者不尊重文化的暴发户的。但在那时候乡间土豪是很少的，大多还是这种耕读传家的大家族在决定乡间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发展是一路走来的，有文化指向。当抗日战争爆发时，这些士绅们就懂得文化的价值。乡绅的身份很复杂：有的是商人，有些到了明末清初演化成了哥老会，有的当上了国民党的区长、乡长……这些都是乡村在新的时代中出现的分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同济大学一类的学术机构遇到困难时，很难想象，从这样一个偏僻的李庄发出电报邀请他们到来。我们要把李庄的故事讲好一定要讲好它背后的道理，而这个背后的道理恰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最最重要的传统和阶层。我想和大家念念《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不因为发了财就不读书，他们传了八世依然勤恳兴旺“耕读传家”，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富不过三代”。“同人等犹辛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在战争时代做研究完全靠着主人的仁厚。当我在看这个短短的碑文时，念了三遍，非常感动。

“士”的阶层故事很好讲，他们自己就有很大声音的发言权。佛经里说“大声音”就是在天上的声音。古诗里说“居高声自远”，士都是居在高处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总是传得很远。乡绅这个阶层在接下来的不到几年中，在我们的土地改革中，声音就消失了，大概将来也不会再出现。所以这些士的故事，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这些背后的李庄乡绅们所带领的李庄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传统士绅从“耕读传家”中发展出的天然的对文化的追求、向往。有个外国的汉学家说过，中国的乡绅大多是儒家，所以他们自己对于现代科学的方式还不够了解，所以便有李庄人对同济大学医学院尸体解剖是如何惊诧的故事。这个故事该怎么讲？我觉得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基于对传统文化、对当地的尊重，我们要很正面、很详尽地去讲这个故事。一定不要在讲这种故事时变成简单的文明和落后、文明和愚昧的冲突，而把李庄当地人在这个故事中漫画化了。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历史学原则，叫作“同情与理解”。我们必须站在他们那个位置，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是文化冲突使然。如果我们过于简单化地描写会给来李庄的游客造成一种认知——“原来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如果这里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就不会有魁星阁了！北斗七星在转弯处的星就叫魁星也叫文曲星。为什么在李庄这个地方，没有求财却修了魁星阁？魁星阁为什么修得那么高，那是为了能接触到魁星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文运昌盛。我第一次来，看到有一个魁星阁，我便觉得一定是有缘故的。所以在李庄故事的讲述中，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恢复当年士绅文化，只有这样互相的映照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化活力所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