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游人，一个有一点文化兴趣的游人，来到李庄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或许是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些联想，也许可以作为当地政府在李庄的文化开发期间的一个参考，或是希望对你们有一点点启示。

其实我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李庄，两个月前来过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好多年，读这个地方有关的资料书籍也好多年。但是其实不在现场的时候，这种感受还是不够强烈的。因为过去我们老是想，如果董作宾、傅斯年等，跟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相始终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来到李庄，他们只是进入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不能构成今天李庄文化的全部面貌。抗战时期，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大学，辗转到桂林、长沙、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不同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它并不能真正地产生像今天这样有魅力的李庄的故事。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比如今天我们到昆明去讲西南联大，流传下来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他们跟当地互相交合、互相映照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建立许多。但为什么独独是李庄呢？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一下子产生这么多的学术机构，今天我们觉得它里头一定是包含了某种新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次去过李庄以后，我回去总在思考，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李庄时，谈到外来的学术机构，尤其是这些学术机构当中那些在中国乃至是在全世界不同领域的学术史上都非常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时，更多是在讲他们的故事。故事当然是应该讲，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同时遮蔽了某些东西——遮蔽了当地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接纳这些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是“李庄”不是“张庄”不是“赵庄”呢？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可以使得在李庄这个半城半乡的地方，由当地士绅出面邀请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并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帮助和方便？所以我觉得将来李庄的故事一定是一个双向的挖掘。我想，更深一点说，这里头其实蕴含了我们封建传统社会结构当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最后一次汇合。

西方有一个词叫“绅士”，但是中国不叫“绅士”，中国叫“士绅”。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旧社会当中，有两个阶层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在中国的乡村、小城镇。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政府不像我们今天的政府这么大，政府真正有效的控制大概就到县一级。现在我们称为区、乡、镇这样的一些地方，过去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自治”。“民”要是都像我们今天农村，大家实力相仿，有地有房，是不会产生精神领袖的。不过过去在乡村当中有一种“宗族制度”。由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久而久之一些土地会相应地向一些人手里集中，便出现“地主”。不管是宗族的族长、乡间的地主还是小城镇上某种商业领袖，这些人我们大概都把他们叫作“乡绅”。这些乡绅其实在大部分时候，构成了中国基层乡村包括乡村周围的小城镇的中坚，比如说李庄就是这种典型的乡村，它既是乡村也是一个商业城市。

古代皇帝从中央开始任命直到县一级的官员，他便不再向下任命了。民国时期可能某一个人当过乡长、区长，但这恐怕只是名义上的，大部分还是以乡绅为主。由于抗战这个契机，李庄让中国的士和绅来了一次最后的结合，从而留下一段段“李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改天换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士”这个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还在。但是今天我们政府如此之完善，我们不仅从“县”开始，到了“乡”到了“镇”还要进“村”，从此以后，“绅”这个阶层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当中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李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中国基层人民与知识分子，作为领袖的乡绅们与“士”的阶层最后发生的一段故事，而这个故事是这样美好和意味深长。

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暨红军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词一“土豪劣绅”，而这个词是一个不好的定义。过去乡村里面有没有劣绅呢？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绅”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否则千年以来的中国乡村是没有办法维持它的基本运转的。如果都当恶霸，都在打家劫舍、强抢民女，农民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从而乡村就会凋零不存在了。而中国乡村一直用这种方式延续到近现代是有它的道理的。“绅”这个字在汉字里代表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引申为束绅的人。《说文解字》里面说用这个带子干什么呢——束腰正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