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于世杰的吊，我习惯了，一点不生气，只是他不应该挖苦我对于节气的敏感，这伤害了我的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

我说：“于世杰你别这样说话嘛。你可以不注意节气，我习惯注意节气。我是在农学院长大的，我爸爸一辈子研究小麦，我们家一直习惯注意节气。这又不妨碍你，是不是？天气这么热，汗流得刷刷的，你还挖苦我做什么？”

于世杰说：“我没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须上班，你知道吗？今天的气候再反常，再不像你们家习惯的夏至，你也得去上班！”

我说：“这还不是挖苦吗？别把人家当傻子好不好？”

我从阳台上进了屋，把手包甩在了沙发上，踢掉皮鞋换上拖鞋，然后反过一条胳膊，使劲去解连衣裙背后的拉链。

于世杰急了，说：“你真的不去上班？”

我说：“真的。我休假了。”

于世杰赶紧说：“好吧，我道歉，我为刚才对你的挖苦道歉。可是你今天必须去上班，我送你去，休假的事情以后再说，别想到哪出是哪出好不好？”

我不明白于世杰急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单位领导；再说我们单位的领导也用不着着急，一般大家都是在夏天休假，国家法定的假期，他不给也得给，着急什么？我急的是连衣裙背后的拉链够不着。为了够着拉链，我踉跄着在原地打转，像个不稳定的陀螺。

于世杰盯着笨拙旋转的我，焦急地催促我上班，居然忽略了动手给我帮个忙。

我的连衣裙终于脱下来了。连衣裙垮在地上，我的双脚埋在丝绸里面，这是一副很性感的颓废模样。我变成了一个只着胸罩和三角裤的性感女郎。我把脚一只一只地从连衣裙里面抽出来，稍稍有一点故作姿态。我弯腰去捡连衣裙的时候，被胸罩兜住的双乳产生了深深的乳壕。一个女人，一夜没有睡好，被一个特殊的日期所惊悚，再加上她正在褪下了裙子——她需要什么呢？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首先就会怜香惜玉。接下来，推心置腹的谈话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女人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种对于她自身的专注。当女人觉察到自己受到漠视，她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就打破了。

于世杰没有反应，焦急的目光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他面对的是商场正在换服装的塑料女裸体。我很快就从椅子背上扯过家常衣服，套在了身上。

于世杰喝呼道：“别呀！别脱呀，还是穿连衣裙呀！或者换一套职业套裙？好好的，人家蔡唐伯这么重用你，你怎么可以突然不上班呢？”

我不说话，没有表情，开始收拾餐桌上吃残的早点。胸罩的带子在我的肩头滑了下来，我腾出一只手，把它们认真地拉了上去。蔡唐伯是我们单位的头头，和于世杰是好朋友。他们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大约是哪一次，于世杰到单位来接我回家，怎么就认识了蔡唐伯。于世杰这人见谁都能够很快认识，他的亲和力非常地强。接着，他们走动很勤，打电话约在一起吃饭喝酒和打麻将，聊天，交换时下流行的各种段子，其中当然主要是黄段子和政治笑话；他们还谈论环境保护，足球和时事政治，慷慨激昂，忧国忧民地抨击胡长清、成克杰等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男人们老是在一起这么聊天，就开始互相称之为好朋友了。只要于世杰到我们单位来了，蔡唐伯就会把他请到小会议室坐坐。我们单位的小会议室，以前没有，是近年来，根据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装修的，有真皮沙发，大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会议桌上有笔记本电脑，茶几上随时备有时令水果，香烟与茶叶也都是上好的。这间小会议室专门接待上面的领导、外商、客户和专家教授，还有社会名流、歌星影星，以及人大政协的考察，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市爱国卫生办公室的检查和考核。等等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小会议室接待的是哪些人，我是搞专业的，一般很少去办公楼。这些情况，我都是听科室的小鬼们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两三年，所里上下五千年的情况便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个人的特殊记忆，就像我一样，对于特殊的日期，对于特别的年份，对于看麦娘，等等，等等，在个人生命的小路上，我的记忆绵密漫长，盘根错节和节外生枝，且还经常成为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和决定因素。看看，我的思绪又飘荡开去了。我是想说：即便于世杰和蔡唐伯是好朋友，也用不着于世杰替蔡唐伯着急，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去上班。

什么叫做蔡唐伯重用了我？在我的工作历史中，我已经经历了三任所长。无论哪一任所长，我都是这么努力和认真地工作，他们也都对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