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曾经很形象地说：“芝兰在门，不得不锄。”意思是说：你要想当皇上就只能与真、善、美为敌。这位蜀国皇帝真是深知为皇之道呀!其实所谓“明君”与“昏君”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谓“好皇帝”与“坏皇帝”只不过是杀人多少之分而已。所以二月河煞费苦心编造的皇帝的“爱民”、“博爱”、“宽厚”的故事，只能是虚构而已，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

1991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雍正皇帝》，在上卷的《内容简介》中吹捧二月河是“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其实读罢二月河的洋洋洒洒500万字大作，只能清楚地看到所谓“史笔”只不过是歪曲篡改历史之笔，他的“文笔立史”只不过是用阿谀之笔把最专制最黑暗的康雍乾时代，打扮成最开明最鼎盛的盛世。

二月河采用实用主义手法歪曲、篡改和阉割史料及史学研究成果之处多不胜数，下面仅举几例：

凡是有损三位皇帝“高大全”形象的史料，二月河一律不用。例如从康熙开始，到雍正、乾隆时期逐步升级增量的文字狱，二月河却尽量少谈，几乎将“真事隐去”。

凡是抨击君主独裁的进步思想，二月河一律摒弃。例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康熙大帝》中，被歪曲成一个整日写诗闲侃的无聊文人，他那“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名言，二月河佯作不知。而与黄宗羲同时的唐甄，却被二月河一脚踢到书外，一定是因为唐甄在《潜书》中宣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不是在和二月河的唯皇史观唱对台戏吗?二月河当然不能容他!

凡是不利于烘托康雍乾“盛世”的重大历史事件，二月河一律抹去。例如以抗租抗粮为重要内容的农民斗争，贯穿于“盛世”的始终，其中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农民发起的“租米不还籽粒”的斗争以及雍正八年崇明佃农的抗租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二月河都避而不写。

凡是皇帝加强皇权专制的史实，都被二月河一律改造成“改革”的举措。例如康熙设立南书房和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其实是为了抵制和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从而加强皇权专制到了极致。而二月河在书中却把这些维护衰落中的封建制，强化对人民的统治的倒退行为进行美化。

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史料，二月河一律隐去。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一定知道“盛世”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康雍乾三帝的重农抑末政策顽固阻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月河对此不但隐而不言，反而让康熙找了个机会对商人韩春和说：“韩春和，你做了皇商这也不坏，但不要想着只挣中国人的钱，瓷器、茶叶、大黄、当归这些东西，多收些，向海关上点税，运出外国一船，能换回半船银子，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干?不要轻看了经商，士农工商，商在四民之列嘛，春秋时巨商范蠡还做宰相呢!四川巴寡妇聚财有术，祖龙和她平礼相见，郑国弦高也是商人，不一样有功社稷?”把一位重农的君王硬写成重商的皇帝，不但“韩春和听得心下暗自佩服，连连答应着”，就是笔者也不能不佩服二月河的良苦用心!有的评论文章说二月河在胡编，我以为还不准确，应该在“胡编前面加三个字：“精心地”。

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二月河一律进行歪曲。按照二月河的写作宗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该是皇帝的走狗和奴才，因此他大胆而无耻地把史有定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推入走狗和奴才的行列。例如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到了二月河笔下，成了一心要当稳奴才的蝇营狗苟之辈。他二十多岁时将《桃花扇》草稿送给康熙的老师伍次友看，伍次友仅是对这剧本的美文大加赞赏，并且答应：“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孔尚任大喜，笑着说：“可惜此非经国之策”。充满反清怀明思想的《桃花扇》被污蔑成钻营仕途的敲门砖，孔尚任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著檄书声讨二月河!按照史实，孔尚任写《桃花扇》之前就当了官，《桃花扇》是在他51岁时才写成，演出后引起康熙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罢职回家。孔尚任不因《桃花扇》得官，反因《桃花扇》丢官。对这一情况，研究过清史的二月河不会不知道。明知而故歪，用心何其刁也!还有著述宏富的袁枚，原本在乾隆十七年已经不再为官，回家专心于讲学和著书，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的荣盛局面。二月河蛮横地把袁枚拉到乾隆三十八年，让他继续当官审案，还让尹继善对袁说：“我已经给纪晓岚写信，荐你赴‘博学鸿儒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