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也就不光是环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样简简单单就能说得清的。

为什么他开始时“不想”说真话呢？

引人关注真就那样重要？

进而，份额是有限的，你占一份，别人必然少一份，对你来说争无可厚非，对别人，却是人生巨大的牺牲。

如他最初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却晚来了，已过了报名时间，总参系统的名额很有限，就几个，他凭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师徐怀中先生赏识，后特批破格录取，挤走的那一位潜力也许不小，只不过考时不太走运，分数不及他，就挤到另一条路上，一辈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对自己的命运“沾沾自喜”时，同情过别人、尤其是被他挤走的那位战友的遭遇了吗？

从那人的角度说，这种“破格录取”，也是“不公平”的啊。

当然，我不是说莫言不该“破格录取”，而是说在畸形的年代里，我们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来“打造”人类灵魂的作家们，却未写出与之相应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们缺少一种觉悟，缺少大悲悯的襟怀。

莫言则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深，本能地防备着什么、“计算”着什么。

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很赏识自己的小说后，他就与大江密切地交往、联系了起来。

1997年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他出访方便了，又不断走出去，极尽全力地扩大国际影响。

后来所做的这些，就都是为了尽快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了。

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阶段上，他面对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其采取的方略是一以贯之的。

它们无一不在说明着，莫言适应环境的生存力、应变力很强，从而在本质上，也就规定住他是一个比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体制内说话的“良民”。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还能不断推出他的精品力作，来“震撼”世界？

贾平凹曾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说出了自己对文学——主要是小说的看法，认为文学可分主流的、闲适的和分析人性的三类。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前两类：一者歌颂或揭露批判。歌颂则受人鄙视，批判则后世敬重，尊一声“×圣”。但无论迎合还是叛逆，紧跟政治与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这就有了另一类，即性灵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启人心智，后世称一声“×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国外很发达，国内目前还不成气候。“先锋”作家多所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