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莫言不刻意交代，他写这书是要献给母亲的，大概人们的谴责声还会小点，他既想献出，那就是误导读者了。

莫言的每一篇小说里，其实都是既审丑也审美的，只不过他的“审丑”，比起旁的作家来更频繁一些，爱走极端，喜欢写到极致，让神经脆弱的人受不了，引起广大的争鸣，变相地，就迎合了市场。

到后来，他似乎进一步地把这当了“恶作剧”来使劲，特点被变本加厉地强化、突出，有意违背了一些常规意义上的美学原理或原则，去达到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特色。

从另一面说，凡事过度了，从反方向上“迎合”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效果不一定就好，不一定真如你信誓旦旦声明的那样。

写时你可以很自由、很随意，这是你的权利，至于读者接不接受，抱怨不抱怨，骂不骂娘，那就是读者的权利了。

因而，只要不在乎，你怎么写都行。

这就涉及一个量与度的问题。

一般人的意识里，不太赞成一切的夸张和卖弄。

“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献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

同时，你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

也就是说：“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too muth of a good thing），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判为俗气。”

“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default），是正面的过失（fault）。”

俗气了的“他们不反对风雅，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

莫言的既过量，又过度，还不许人批评，认为“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里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就不忠厚，显得有点狡辩了。

世俗不世俗、高雅不高雅、优美不优美，与作家的出身高低、饥饿孤独、同情愤怒等等，是没有什么必然瓜葛的。莫言觉得有联系，那不过在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了而不知，他的不少尝试就“俗气”了、“小气”了。

最好的例子便是他的有些语言，自以为“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了，其实里面有不少是华而不实的虚架子。

上面这句“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三个成语指意相同或相近，就很罗嗦。

至于其他内容，我们不妨先具体地看看他对杀人主题的研究与过度描述。

《红高粱》中，日本鬼子逼孙五为罗汉大爷剥皮那一节，尚只是初露头角、新试锋芒，只写剥皮过程本身，没有什么余墨闲情去把玩，考证。

但即使简练成这样，在当时也是比较刺激的、颇多谴责与争议的：

孙五……提起水桶，从罗汉大爷头上浇下去……把罗汉大爷擦洗得干干净净……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样锯着。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滋出来……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盘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里。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孙五弯下腰，把罗汉大爷的男性器官一刀旋下来，放进日本兵托着的瓷盘里……日本兵把瓷盘放到狼狗嘴下，狼狗咬了两口，又吐出来。

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

孙五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响。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不成形状的嘴里还呜噜呜噜地响着，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下流。孙五已经不像人，他的刀法是那么精细，把一张皮剥得完整无缺。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