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嗅着各国男人嘴里口香糖浓郁的薄荷气味，大大方方在酒店的咖啡厅同他们说英语和调笑，最后爽快地接过他们红着脸羞羞答答送来的美钞。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像，仅仅一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她恨这些外国朋友，常常生出一些恶作剧的念头，拣最贵的菜和最贵的酒进行报复。进了客房，不等招呼，自己开冰箱去吃东西，然后用中国功夫撩得那些外国贵宾欲火烧身。舒伯特的小夜曲，烛光融融的咖啡屋，她在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如鱼得水，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地大物博的历史。最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是，阿三遇到了一位离婚已久但面色慈祥的老年美国人乔伊斯，交谈许久，阿三趁老嫖客让他看死去的妻子照片时，看见了老头脖子上的斑点和皱皮，她第一次拒绝了世界的诱惑。

阿三终于因卖淫被收容了，即使在收容所里也是趾高气扬，比那些专门接待中国嫖客的妓女毕竟高人一等。故事早该结束了，王安忆对中国“卖淫文化”的展览让我们大开眼界。

上海风情、女大学生、老外、画、咖啡、爵士乐、红蜡烛、美元……让我们神魂颠倒，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情调，只不过为卖淫包装了一层优雅的“文化”外衣罢了。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血泪和痛苦，我们感到的是对国际卖淫和崇洋媚外的把玩和欣赏，赢得白领读者的青睐可想而知。从此，王安忆又火了，过去火，将来还要火……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卫慧、棉棉们漂亮多了，堪称一种“教母”。王安忆最瞧不起的女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注脚，并使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下变得艺术了。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引自王安忆著《茜纱窗下》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这一番批判，真正显示了王安忆的思想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依其水平，怎么能对那么多三流女作家撰文大加赞赏呢?对于一个严肃作家，是不是一种嫉妒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已成经典之作，其情节和人物对话真实而生动，无任何胡编滥造的迹象，而且人物的对话颇为精彩，直逼人心，其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灵魂的，其命运有个人沧桑感，虽不明亮，但能嗅出其中的哲思味道。王安忆对她的批评，只能表明自己的肤浅，也是自己对自己小说的自我评价，对我们评论她做了有趣的注解。

文学创作是一个审美过程。透过王安忆的创作，不仅看不到美，只有丑，而且只有对愚昧和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更看不到作家对丑恶的批判和对人物命运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心灵的黑暗和欲望的魔鬼穿行。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作家爱默生认为，世界是一种秩序、和谐的美，包含了爱，对自然的爱和社会的爱。美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自然形象的感知，是一种快感；其次，完整的美中蕴含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因素，那就是一种精神，崇高的美是超越感官快感之后的人的意志的体现，是上帝置于德行的一种标记，美是理性生灵的自然体现；再次，世界的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作为心智思维的对象来观察。事物不但跟道德有关而且跟思维有关。理智寻找出上帝心目中一切事物的不受感情影响的绝对秩序。神圣的事物总是不朽的。丑可以带来恶，善才能诱发新的善。自然的美在心灵里重新形成，不是无所作为的顺其自然，而是为了创造。艺术品的创造能启发我们理解人类的神秘。灵魂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文字能致人死命，精神才能使人新生。显而易见，王安忆们对美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对快感的描绘，离精神和理性的创造还差得很远，其结果只能导致死亡和恶行，是不完整的。真正的艺术品必须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反抗和自由。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径是通向生命和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无止尽地忍受寒冷。通向阳光之路，是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不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艺术的真谛。死亡，是向艺术永恒关闭的门，是向永恒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而王安忆们则不同，他们的终极目标里缺少真正鲜活的生命，他们的人物是机械的、平面的、本能的，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