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自1988年以后多次强调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多搞些机械论、实证论的工作，虽然于整个文学界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于她自己却有矫枉过正之嫌——其结构的严谨缜密与血肉丰满的存在关怀之间，一种深刻的裂痕在逐渐加深。究其原因，大概和作家精神资源的贫乏有关。尽管王安忆在小说的物质逻辑层面能够层层推进，超越了“了悟”式的一次性完成的简陋思维，但是她的精神思考和价值体系却仍是一个单线条的、非纵深和缺少精微层次与深刻悖论的存在，因此其小说会呈现出与强大的逻辑性不相称的精神的简陋。小说说到底还是精神格局的外化，“逻辑推动力”等物质形式只是精神格局的产物之一而已。小说家在学习域外杰作的过程中，如果不扩展精神的广度与深度，而只在物质形式上打转，恐怕就会上演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于是，王安忆那种属于“艺术的异化”的成分——那份存在焦虑，就在滔滔不绝而又隐讳躲闪的倾诉中，消解了。

焦虑被消解的结果是：艺术创造对既定秩序的遵从——遵从现实的“合理性”。

固化的社会生物学视角

对王安忆而言，精神超越之路表现为一种带有乌托邦抒情色彩的倾诉，这种倾诉的精神脆弱性导致作家最终对现实“合理性”的遵从；与此并行不悖、甚至互为因果的是王安忆对世俗叙事的痴迷。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精神超越的线索逐渐隐没在世俗叙事的线索之中——越到后来，对世俗生活画卷的精细描摹在王安忆这里越上升到价值性的高度，而对个人精神维度的追寻则越最大程度地退隐。

王安忆的世俗叙事就题材而言，都是市民生活的“边角料”，那种以宏大事件为题材的宏大叙事不是王安忆的风格。在这种叙事中，王安忆展现人类关系和生活表象本身，将精神意义“悬置”了起来。于是这些“边角料”便具有了生物学意义的永恒性质。对这种永恒性质的人类关系的描述和占有，就是对永恒的占有。这也许是王安忆充满虚无之感的写作生涯的潜在慰藉。我们甚至可以将王安忆文本中的“时代生活”挖空，总结出几种基本的人性关系：

1）情爱与性爱。在纯粹的物质关系（性）中，人与人之间能走多远？《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作出了探索。情爱是什么？《锦绣谷之恋》说，情爱就是一个更新自我的舞台，等到这幕“婚外恋”的布景撤去，重回到往日的生活秩序时，一切又如春梦了无痕；《荒山之恋》因为主人公们的性格，得出这样的认识：爱情产生于“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正与她此时此地的心境、性情偶合了”；爱情其实是“对自己的理想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香港的情与爱》把一个地点“香港”设定为这场情爱的性质，于是在这个漂泊不定的地方，“情爱”由“物物交换”的关系（男人要求女人的性和陪伴，女人要求男人的去美护照）逐渐变成愈来愈深的恩义亲情，这全是因为同是天涯漂泊者的共通心境使然。

2）“追求者”。“追求者”在王安忆文本里完全是被嘲讽的对象。从王安忆早期作品《冷土》中农民出身的女大学毕业生，到《妙妙》里的时尚守望者妙妙，再到《歌星日本来》中追求成功的无名歌星山口琼，最后到她的新近作品《新加坡人》里的周小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追求者”形象系列。在《新加坡人》中，王安忆把“周小姐”这个可怜的北方女孩奚落得好狼狈，让心地宽厚的人不忍卒读——她败在上海摩登女孩的光辉下；她穿着细高跟鞋逛博物馆；她化着浓妆穿着睡裙闯进新加坡人的房间作最后的“肉搏”而未遂；她占便宜般地挥霍宾馆里的服务，把它记在新加坡人的账上，然后和一班新认识的法国人扬长而去……“追求者”形象使我们发现，王安忆虽然只是旁观人世，却真正是揣摩人情世故的专家。从她对于这些“追求者”的叙述语态和评判立场上看，这时候的王安忆已不能像处理其他主题的王安忆看起来那样具有文化姿态和超拔精神了，她的揶揄是刻薄和毫不留情的，她的目光是世故和充满优越感的，她的立场是站在成功者和强势者一边的，她的同情是倾向于“新加坡人”们的。“追求者”是一个意愿自我与实际自我相错位、并在追求中对此毫无察觉、直至成为物质欲望和个人弱点的牺牲品的一个族群，王安忆对她们的刻画虽然惟妙惟肖，其意味却无非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嘲讽那些“没身份的人”不够“安分守己”而已。这种处于世俗经验层面而非精神象征层面的意味，明显地表现出王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