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到：山林精神的“血性”蛮力与其说是勇气的结果，毋宁说是对“强力征服”的潜意识信奉（当代作家至今竟然仍有认同此理者，比如今年余华在苏州大学的“小说家讲坛”上竟会说：毛泽东有霸气是应该的，因为江山是他打下的，没有这个实力的人而仍要有霸气，那就不是“霸气”，而是“匪气”了。被誉为以悲悯爱人之心写作的余华竟会说出如此有违现代自由与民主精神的话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是个性意识的高扬，毋宁说是理性缺席的混沌不分。至于棋王王一生式的“道家风骨”，与其说是因雄守雌以柔克刚，不如说是对压抑而无奈的生命作了美学与哲学的美化；与其说是悠游天地得大自在，不如说是作家成功地规避了个体生命必须直面的外部与内心的真实困境与冲突。而“人伦温情”，如果它不是从个人对世界、他人和自我的深刻了解中产生，如果它仅仅产生于某种血缘与地缘的自然联结，如果它竟成为人们在陷入原子化的孤立境地时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么它又折射出多么可悲叹的一种现实境遇而非一种可赞美的“文化特异性”呢？

因此，“寻根”所寻到的无声结论是：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无法找到理性、独立与自由的主体性力量，我们不曾存在过这样一条可资汲取力量的、源远流长支撑人心的“根”。作家们虽然塑造了一个个富有美学魅力的人物形象——健壮如“我爷爷”、“我奶奶”，飘逸如棋王王一生，龙行虎步如土匪陈三脚，仁义动人如少年捞渣……但是这些孑世遗民绝无能力繁衍子孙，他们仅仅是一些美丽的文化标本而已。作家们找到的这些最为灿烂的形象失去了后代，那么活在世上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让我们看看王安忆的回答。在《小鲍庄》里，她塑造了一个天然的善性化身——少年涝渣。在他的坟墓之上，他的亲人们享受他牺牲生命带来的甜蜜果实。涝渣的自然美德在一年一度“文明礼貌月”的宣传中被扭曲成说教的榜样。村民们在日益物质化的生活中日渐遗忘了那个善良孩子的真面目。在这部作品中，王安忆追索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存在原型。纯真自然重义轻利的道德范式遗失了，道德虚伪和物质欲望却疯长起来。这是《小鲍庄》所揭示得发人深省的精神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