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老舍的成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雅俗互动’的一个绝好例证。”孔庆东此处所指出的老舍的“大众情感方式和审美趣味”即可被理解为是指老舍对于市民的日常世俗生活所作的那种非常生动形象的描摹与展示，而“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等主题”则是指老舍小说中一种深刻的批判审视精神的具备，或者说，正是指老舍一种差不多贯穿于其全部小说创作中的整体精神哲学的具备。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二者的近乎于完美的结合才成就了老舍作为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这样一种文学史定位的。再来看张爱玲，虽然曾经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一度被摒弃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但张爱玲实际上乃是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当下已差不多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在进入8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张爱玲的暴得大名，学术界关于她的研究文字差不多足可以以汗牛充栋一词称之。其中极有见地者当然很多，但与本文论旨密切相关的却是刘再复先生于最近发表的关于张爱玲的一些看法。在《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载《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一文中，刘再复指出：“今天我想对几年前的心得进一步说明：张爱玲的才能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特点。也就是说，她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不妨借用一下王国维的评论语言。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爱玲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爱玲承继《红楼梦》，不仅是承继《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提示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地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这种欲望，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首先应该承认，刘再复的确以非常准确到位而又清晰异常的逻辑语言几乎令人无可辩驳地揭示出了张爱玲小说写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我看来，刘再复在此文中所着重强调的张爱玲小说所表达出的那种“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那种“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那种“深藏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则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一再强调的作为一位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哲学。由刘再复文章即可看出，正是因为在其小说文本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基本的精神哲学，所以才会有张爱玲早期小说写作所取得的极大成功。其实，能够明确意识到张爱玲精神哲学存在的并不仅仅是刘再复，比如郭春林就曾经这样说过：“日常生活进入写作空间并不始于李冯，甚至也不始于新写实。稍远一点的，比如张爱玲对市声的喜欢，再远一点的，比如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的——说‘赋予’也许要遭到反驳，通常的说法是他们以诗性的眼光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的诗意，另一种是将完全琐碎庸常的，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再现出来。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参见王晓明等《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载《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很显然，郭春林在这儿所强调的张爱玲们“赋予了日常生活以诗性”中的“诗性”正类同于阿城在《闲话闲说》中所指出的《红楼梦》中存在着的那种“诗的意识”一样，其实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精神哲学”的别一种说法。而在郭春林所作出的“张爱玲被归入前者，而新写实毫无疑问是后者”的论断中，假如把“新写实”置换为“池莉”（而池莉也正好是所谓“新写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因此这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