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我们充分肯定池莉以其对当代中国城市中处于大多数的底层市民生活与市民形象的既极其鲜活灵动又相当合理到位的艺术描绘与表现而对当今中国文坛作出了某种原创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却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池莉创作的某种局限性的明显存在。在笔者看来，正如同她对市民之生态与心态的捕捉表现与她强烈的读者意识有关一样，池莉创作局限性的存在也与她那过于强烈的读者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窃以为，正是因为池莉内心深处对于大众接受心理有着一种甚为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散在的大众读者喜欢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才最终导致了我们在池莉的小说作品中只是看到了对于市民生活的近乎于镜像式的直接描摹与如实状写，而没有能够看到作家对于自己所如实描写的现实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带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我们注意到，在为《池莉文集》第五卷《午夜起舞》一书所写的《我─代后记》中，池莉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拂去那些灰尘，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来。”在这段话中，池莉特别强调了生活本身的重要性，在她看来，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在我看来，事实上，正是池莉这种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是对生活的顶礼膜拜的文学观念在影响并制约着池莉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不可能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换而言之，池莉的小说所拥有的是对世俗的日常现实生活足堪以真实细腻称之的镜像式再现，所不具有的便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日常世俗生活进行必要的审视与反思。

四　浑浑噩噩的无批判原则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会以中国的小说传统便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为由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反驳。因此，我们便很有必要首先对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进行一番简略的清理。首先应该承认的当然是中国小说与日常世俗生活之间的重要的内在关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诗文这样一类抒情性文体为文学主导传统的国度，所以小说在中国的古代一直处于被贬抑被压制的地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关于这一点，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有着极有见地的论述：“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阿城的这部著作是专门疏理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抽象地提炼概括一下阿城此作的主旨，大约便是自古以来君子所不为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天然地与日常的世俗生活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中国小说形成了注重于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主导性传统。因此，在阿城看来，只有那些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表现的小说作品方才称得上优秀的中国小说。从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到现代文学阶段的“鸳鸯蝴蝶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文学，再到汪曾祺、贾平凹，那些颇获阿城青睐的小说家的创作差不多都与世俗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应该承认，阿城对于中国小说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小说与世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作为个案存在的那些小说家与小说作品的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却又深得个中三昧的精妙点评，都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假若以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池莉的小说，那么我们便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去指责池莉的小说只是对日常世俗生活进行了一种真实细腻的镜像式再现了。但问题在于，池莉写作的时代毕竟已经是20世纪之下半叶了，在由中国古典文学向以文学“现代性”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不仅小说业已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文体，而且关于小说的基本观念也已经较之于中国古代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点，其实阿城也是有着清醒意识的。虽然他关于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论说并未终止于“五四”新文学开始之时，虽然他也谈到了“鸳鸯蝴蝶派”与文化寻根文学，并且还发现了5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的曾被主流意识形态一力肯定的诸如《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一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