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要书写，乡愁就将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但我时常怀疑在这样的表达中，至少在某些书写者身上，是一种虚伪的、为写作而写作的无病呻吟。我不相信提着公文包不断做洲际穿梭旅行，皓发红颜精力充沛的四处做文化演说的人有那么深刻真实的乡愁。真有那么深重的去国流离的悲苦，那么回来就是嘛。要么，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外面给了诺贝尔奖也怕再不能回到祖国而选择放弃。我

不是道德家，不会对人提这样的要求，也反感对人提这样的要求。我只是把不同的人两相对照后，生出些怀疑。无时不在文字中思念故国者去国悠游，偶尔回来说点不着四六的爱国话就被待如上宾，反倒是那些对母国现实与母族文化保留着热爱同时保持着自己批评权利者瘐死故乡。20世纪的西藏，就出过这么一位叫更敦群培的。本来从西藏南部去了异国，在那里接触到封闭的经院之外的语言，并从那异族的语言中感到思想的冲击，回头来自然对经院哲学中的僵死保守的东西有所批判，而且，还要回到西藏，在那个封闭的世界里去实行继续的批判。结果遭受牢狱之灾，毁坏了身体，继而以佯狂放浪的方式，半是声讨，半是自保，结果身体更加不堪，西藏近代史上一位稀有的思想者，正当思想者的壮年，却因以身试法，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他欲加以改造、希望有所变化的世界。

奈保尔则溢出了这样的轨道。

他的父辈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印度。他出生时，和他家庭一样的印度裔的人，已经在那个名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在那个国家的首都西班牙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的表达精妙的小说集《米格尔大街》就是他多年后身居英国而回望自己的成长岁月时对那个社区生活与人物的叙写。这本小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笔调活泼幽默，描写简练传神，有豁达的命运感叹。但没有通常我们以为的一个离开母国的作家笔下泛滥的乡愁，也没有作为一个弱势族群作家常常要表演给别人的特别的风习与文化元素。因此之故，我就爱上了他。

他在《作家看人》中品评一个印度作家的时候，写道：“在自传性的写作中，个人偏见会让人读来有趣。”这有趣是他颇为幽默的说法。而他真实的想法是“我感觉他困于网中”。为什么呢？“在关于加尔各答生活的近乎民族志学研究的那一章中，乔杜里利用这点取得了极佳的写作效果。”我没有读过乔杜里的作品，这么引用并不是赞同奈保尔对这个作家的评判，因为我个人的写作，有时也有这种民族志的眼光。但这种引证可以证明一点，《米格尔大街》中回避文化与故国之思，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后来，读到他回忆写作这本书的文字，更印证了我的看法。

他说：“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弃了外界。”

诺贝尔奖以这样的理由授予他：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

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到他的长篇小说《河湾》和小说集《自由国度》，他的眼光已经转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河湾》起初还写了一点印度裔的人，在白人和数量众多的黑肤色非洲人之间的那种飘零感（因为小说的背景是非洲），但很快，小说的重点就转入了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动荡局面的观察与剖析。这是一种新的超越种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于一种流民的心态。这种方式在《自由国度》中表现得更加自由舒展。作为小说集重心的故事，就是一对男女驾车穿行一个马上就要爆发动乱的非洲国度的过程与心态。如果小说中有所倾向，那也是人类共同的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渴求的理念。在我们习见的经典文学表述中，作家都是基于国家民族和文化而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但在《自由国度》中，主人公在这种习见的基点上，与***并无关联，因此，我们习以为会毁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与那些概念的疏离反倒提供了更多样观察的角度与更丰富的感受。套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是新的时代造成了新的人，这些新的生存状况的人带来了新的感受方式。桑塔格把这叫作“新感受力”。当然，桑塔格所命名的这种“新感受力”指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东西，但借用一下这个说辞也是基于表达的方便，也更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时移势迁，“新感受力”的出现也是多种多样，而不止是她在纽约所指的当代艺术方式嬗变的那一个方面。

而在不大愿意承认这种“新感受力”出现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就会变得难以言说。还是借用桑塔格的说法，如果你要用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