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创，虽说是以“五族共和”为号召，但在内地，各地方实力集团拥兵自重，争战不休，并没有政令军令的统一。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带，如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各图自保自立。在此情形下，川边藏区也乱象丛生。政府方面武装有赵尔丰时代留下的边军，又有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还有那些被废除的土司于清代覆亡后自行恢复了在其领地的统治，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

民国六年，还有赵尔丰创建的边军一营，以赵的旧部彭日升为统领，驻扎在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并以此为中心，控制着金沙江以西相当于今天几个县的地面。其中一个炮兵连西出驻扎在类乌齐，与藏军处于对峙局面。类乌齐在察木多西北边。清人所撰《西藏志》，对察木多到类乌齐的距离有明确记载：“自察木多五十里至恶洛藏分路，六十里至杓多，四十里至康平多，五十里至类乌齐。”共四站二百里地。这个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我走过这个地段，并特意用车上计数器测过公路里程，从类乌齐县城到昌都，显示数字为一百零五公里。今天，察木多叫昌都，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首府，类乌齐则成为昌都下属的一个县。昌都地处澜沧江边。再往东二百多公里，是江达县。江达县，清代为川属德格土司属地。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金沙江以东，今西藏昌都地区大部，实际上不是由噶厦政府控制。

1919年，两个藏军士兵越界被边军驻类乌齐那个连的士兵俘虏。那两个藏军士兵不是故意越界挑衅，只是割马草不小心越界被擒，但送到昌都后却被统领彭日升下令斩首。藏军前来谈判索回士兵，得到的却只是两个人头，被激怒的藏军于是向边军开战。此时的边军已不是赵尔丰时代的边军了，他们得不到内地新编川军支援，帅老兵疲，势单力孤，连战连败，后被藏军围困于察木多，最后向藏军乞和缴械。彭日升被送往拉萨关押。从此，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在金沙江东改土归

流的地区全部丧失。藏军一发而不可收，越过金沙江继续进攻。相继将赵尔丰时代所设德格、白玉等县攻克，继而兵分南北两路进逼甘孜与巴塘。川军集中九个营，在甘孜地方苦战四十余天，才抑制住藏军攻势。

后经正在这一带探险的英国人台克满居中调停，边军统领刘赞廷与噶厦政府官员降巴登达在甘孜绒巴岔缔结停战协定。停战协议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定了川藏界线。条约承认，清末由边军实际控制的类乌齐、恩达、察木多、宁静、贡觉、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地都由藏军占领。

清代的瞻对，这时是民国的瞻化县，在这份停战协议中，依然划归川省管辖，但如果瞻化人民“安靖如常，无虞出境扰乱之时，汉官应不驻军于该县境内”。也就是说，在该协议中，瞻化虽然划归川省管辖，却不能驻军于该地。瞻化在川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得以显现。

此协议虽然未得到****批准，而且协议中也写明“本约及停战退兵条件，非正式议和条约”，但协议中划定的川藏两军实际控制线，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赵尔丰时代改土归流的地方，又失去十二个县。

以五族共和为号召的****，开创初期非但未能与别族共和，在驱除了满族统治者后，内地军阀间展开混战，于边疆地带的事务早已无暇关注了。那时的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当彭日升在察木多率兵陷于苦战时，非但不从打箭炉派兵西援，反而把驻守川边的军队调进川内，参加军阀间的内战。刘赞廷时任巴塘边军分统领，他在1921年出版《边藏刍言》中说：“自1917年7月至1918年4月，边军与藏番激战，中间九阅月，陈遐龄既不发兵，又不济粮饷，聂帮统死，彭统领俘，边军八九营覆没，官佐士兵阵亡数千，十二县失守，知事为敌所掳者，割鼻插耳，为国之玷，稍有血气，莫不震动。如陈于此时出兵两三营，援助边军，则前敌士气百倍，十余县疆土

，不难一鼓恢复。乃拥兵八营，坐视边局之糜烂。”

这时的西藏方面，却因为两次抗英战争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意图改革图强的官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藏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台湾学者冯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中说，自西姆拉会议以后，藏军以过去装备落后的三千零六十二人扩建为由一万余人组成的英式武装的常备兵力。冯明珠的书中还说，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以驻江孜商务委员会署的英籍指挥官担任教官，以英式战争方法，训练藏军军官。噶厦政府自1914年起，增收盐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