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在旅行之中，无论是以一小时几公里的速度穿越一片荒野，从一个村庄到达另一个村庄；还是乘着航空器，以一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飞越岛屿星列的大洋，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我都会观察和琢磨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一块被冰川从高处山峰搬运到谷地中的孤独的岩石，还是海洋中的一座岛，一片陆地刚刚出现在视野中时陆地伸入海洋的岬角，那些被海浪拍击的海岸，都是一个旅行者醉心关注的天造地设浑然天成的美感。

但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地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纯地理学的概念。“地”，在中文中是大地，是地理。而“域”这个字，却不只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的，是生活在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

地域，便成为特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置身其上的便是国与族的存在。正由于此，不同地域既可以是一个交互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划定的意识的疆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的文学表达中，关涉地域时，除了极少数的文字是关于纯粹的地理存在外，大多数文本所呈现的，其实便是那个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构建。从古到今，很多的作家，都对自己所生活的地域进行着不倦地书写。这些书写中，为我们呈现了那些地域中的某种现实，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的书写往往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政治的，或者写作者自身献身国或族的意识构建的热情，地域性的书写往往也会加入意识形态的合唱，而失去文学家本该具有的基本立场。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书写者因此失去把个人的或局部的危机普遍化地，与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愿望与能力。

文学当然是无从离开地域的，因为地域本身就是一个题材的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当一个书写者进入这个特定的空间，就会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呼喊。这些呼喊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命令。来自内部的呼喊是：说出我们！你是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说出我们！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地域上的全体吗？往往不是，那些对你用祈使句说话的，其实只是这个全体中的少数，是这个全体中那些掌握话语权与其他权力的少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族群中，总有优越感十足的人把自己当成全体的当然代表来对我们发出种种指令。同时，当我们进入某种地域性的写作时，也会听到来自外部的强烈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样也是优越感十足的，专横却意识不到自己的专横，这个声音是说，来吧，说出你们！说出你们！说出不一样的你们！

本来，身在某个地域而写出这个地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人必须在某种空间中活动，要写人的活动，就必然写出那个空间，人也必须依存于某个族群或文化，写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就写出了那个社会与文化。但是，这样一件在文本建构过程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被人们特别注意与讨论。因为，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但我们对存在于那个背景之上的人生与社会内容有忠实表达的时候，这个背景也会自然浮现，而且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被视为蒙昧世界的地带时，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族群那里的时候，人们却会有意无意间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地域或者地域性其实已经带上另外的意思。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

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

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倍感痛苦的过程。因为当今之世，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偏远角落，任何一个无论用了多长时间将自己封闭在过去时代的族群，最终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界